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包惠僧的名字是很具特色的，一看到就會讓人聯(lián)想起出家的僧人。其實，他的原名并不叫包惠僧，據(jù)《包氏宗譜》載，他原名德芬，號梅生。據(jù)說他剛與董必武認識不久，董必武在寫給他的信中把“梅生”寫成了“惠僧”，后來他就將錯就錯，把名字真的改成了“惠僧”。包惠僧，1894年出生在湖北省黃岡縣(今黃州市)東鄉(xiāng)包家畈村，他是武漢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在中國早期工人運動、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中都做出過成績。大革命失敗后，他脫離了中共的組織關(guān)系，在蔣介石政府中從事工作。1949年10月收音機傳來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的聲音。接下來的報紙上登著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等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徹夜難眠。28年前和自己一起創(chuàng)建共產(chǎn)主義小組和共產(chǎn)黨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學生，當上了國家主席、總理、部長、司令，而自己卻只能棲身澳門，既不是共產(chǎn)黨也不是國民黨，真是令人感慨萬分。新中國成立后，他從澳門回到北京，走向了回歸之路。

結(jié)識陳獨秀成為武漢黨的組織負責人

包惠僧與陳獨秀,一個是湖北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書記、中共湖北地方組織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一個是中國共產(chǎn)黨總書記、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1920年初,兩次不尋常的采訪,使陳獨秀成了包惠僧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42年夏,一個長途電話,使包惠僧成了陳獨秀人生道路的送終人。前后22年,兩人雖離多聚少,彼此卻刻骨銘心。

包惠僧政治生涯的轉(zhuǎn)機，是從采訪陳獨秀以后開始的。

1920年2月2日，陳獨秀應武昌文華大學的邀請，從上海乘“大通輪”溯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達武漢。

陳獨秀，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風采言論，早已為武漢進步人士所仰慕,得知他來漢的消息，一時邀請他演講的人和采訪他的記者絡(luò)繹不絕。據(jù)當時報刊報道，陳獨秀在漢4天日程安排得十分緊湊。

包惠僧懷著崇敬的心情聆聽了陳獨秀在文華大學的演講，又以記者的身份專程到文華大學訪問了陳獨秀。

“我叫包惠僧，湖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yè)，因畢業(yè)后找不到工作，當了記者?！卑萆姷疥惇毿?，首先作自我介紹，言談中流露出自卑的神情。

“當記者也好！”陳獨秀熱愛青年，鼓勵包惠僧說:“當記者也能為社會服務?！?

“先生《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的演講太精采了！”

包惠僧說:“您所講的社會改造的方法，必須打破階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人人不要有虛榮心，必須打破繼承制度，實行共同勞動工作，不使無產(chǎn)的苦、有產(chǎn)的安亨。必須打破遺產(chǎn)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有，應歸為社會的共產(chǎn)，不種田地的人，不應該享有田地的權(quán)利。這三個打破，卓識讜論，頗受青年學生歡迎，我是沒有一個字不贊成的。”

“中國社會的改造，要靠青年?！标惇毿銓Π萆脑u論頗感滿意，接著說:“我在去年6月就講過，世界文明發(fā)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jiān)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yōu)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fā)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隨后，陳獨秀與包惠僧又談了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婚姻自由等問題。包惠僧還向陳獨秀請教學漢學的門路，要求陳獨秀指導他讀書自學。

一個多小時的采訪很快就過去了，包惠僧受益匪淺，他本來想更多地聆聽一些陳獨秀的教誨，又不忍心占去這位“圣人”更多的時間，于是起身告辭。

“太打擾先生了，不知以后什么時候能再見面。”

通過這次采訪，包惠僧愈益崇敬陳獨秀，惜別時無限深情地說。

陳獨秀顯然被眼前的這位青年感動了，目送包惠僧時，一再安慰他說:“以后一定還有見面機會的，一定還有?！?

8日晚上，陳獨秀乘車北上返京。包惠僧又特地趕到漢口火車站為陳獨秀送行。這樣，包惠僧的名字便深深地印在了陳獨秀的腦海中。

不久，包惠僧的一位同鄉(xiāng)族人包彥臣從上?；氐轿錆h。包彥臣是同劉伯垂一道從廣東經(jīng)過上海回到武漢的。他見包惠僧是搞新聞的，就告訴他，劉伯垂回來打算辦報紙或雜志，要他去幫劉伯垂。過了一個多星期，劉伯垂到金家客棧來找他。劉伯垂先將陳獨秀寫的一封信交給包惠僧，然后才說明自己的來意。他說，他這次路過上海，拜會了陳獨秀，陳介紹他參加了他們創(chuàng)建的共產(chǎn)黨組織，并要他回武漢找?guī)孜煌?，一起?chuàng)建武漢的共產(chǎn)黨組織。

像在暗夜里突然看見一線曙光，包惠僧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驚喜和激動。他一遍又一遍地看著陳獨秀的來信。包惠僧當然不知道，劉伯垂在找他之前，已經(jīng)找到了正在武漢籌建共產(chǎn)黨組織的董必武和陳潭秋。

劉伯垂找到包惠僧之后，又去找了鄭凱卿。很顯然，這也是陳獨秀的安排。

1920年8月的一天，包惠僧與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鄭凱卿、趙子健聚集在蛇山北麓的撫院街97號董必武和張國恩合辦的律師事務所里舉行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chǎn)主義小組。會議由劉伯垂主持。他宣讀了一份他帶來的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組織大綱草案，報告了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組織和活動情況。接著，研究了小組的組織生活制度和工作計劃。在會上包惠僧當選為小組負責人。

參加中共一大會議籌備建黨

1921年春節(jié)前夕，包惠僧來到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機關(guān)所在地———法租界的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準備去莫斯科留學，這里的負責人李漢俊告訴他，因為黨組織沒有經(jīng)費，赴莫斯科留學不能成行，要包惠僧暫留上海工作。于是，他便留下來參加小組的活動，與楊明齋負責教育委員會的工作，還參加上海小組對印刷工人、煙草工人、紡織工人的組織工作和一些對廣大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

1921年5月1日，上海小組組織了一次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活動，驚動了上海的反動當局。法國巡捕房跟來武裝巡捕搜查了上海小組的機關(guān)部。新漁陽里6號呆不下去了。李漢俊對包惠僧說，這里人都走了，經(jīng)費也沒有，工作沒法干下去了，要他去廣州向陳獨秀匯報，要么請陳獨秀回來，要么把機關(guān)搬到廣州去。

包惠僧從上海乘船到廣州，向陳獨秀匯報了上海的情況。陳獨秀不同意把上海小組的機關(guān)搬到廣州來，他也沒有回上海的意思。他要包惠僧暫在廣州工作。包惠僧開始參加廣州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活動。這時廣州小組已由譚平山任書記，成員除陳獨秀之外，還有陳公博、譚植棠等人。

包惠僧到廣州以后，一位長滿絡(luò)腮胡子的荷蘭人來到上海。他就是列寧親自委派來華的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馬林。他的使命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馬林是6月3日到達上海的。一到上海，他就與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派來中國執(zhí)行同一任務的俄國人尼科爾斯基取得聯(lián)系，然后，兩人一起跟李達、李漢俊秘密見面。這時，已由李達代理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書記。

馬林聽完李達和李漢俊的匯報，建議馬上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性的組織。此后，便由李達和李漢俊分頭給各地共產(chǎn)主義小組寫信，要求每地派兩名代表來上海開會，并由馬林提供經(jīng)費，隨信給每名代表寄去100元路費。

廣州的陳獨秀收到李漢俊的來信和匯款以后，召集廣州小組的全體成員舉行了一次推舉代表的會議。經(jīng)他提名，陳公博當選為廣州小組代表。后陳獨秀又指定包惠僧為代表。包惠僧是7月20日到達上海的。第二天晚上，他參加了在博文女校召開的預備會議。7月23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會場設(shè)在李漢俊家里，地址在貝勒路樹德里3號。

包惠僧與來自各地的12名代表出席了大會。出席大會的還有來自莫斯科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來自伊爾庫茨克的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科爾斯基。

會議在這里開了3次，聽取了馬林的報告和各地代表的發(fā)言，討論了黨綱和勞工運動計劃。7月31日，由于有法國巡捕搜查，代表們轉(zhuǎn)移浙江嘉興南湖繼續(xù)開會。上午順利通過了黨綱和勞工運動計劃；下午討論宣言時，發(fā)生了一些小的爭論。爭論的問題是怎樣對待孫中山。包惠僧認為孫中山也是軍閥，不同意聯(lián)合孫中山。他說：“孫中山代表資產(chǎn)階級，作為一個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政治宣言，還能對他表示絲毫妥協(xié)嗎?”當時很多同志同意他的意見，可董必武反對這個意見。董必武發(fā)了好幾次言，認為孫中山與軍閥不同，孫中山不是軍閥。有趣的是，這場爭論雙方的代表人物竟都是湖北人。

爭論的結(jié)果怎樣呢?據(jù)包惠僧說：“討論了一會兒，結(jié)果好像是把這一段刪去了”。這就是說，包惠僧的意見被否決了。

大會的最后一項議程是選舉。選舉結(jié)果: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共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任組織主任，李達任宣傳主任。

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大閉幕不久，陳獨秀由廣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10月4日吃過午飯，包惠僧和楊明齋來到陳獨秀家，卻不幸與陳獨秀、楊明齋、柯慶施、高君曼一起被捕。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各大報紛紛登載，鬧得滿城風雨。經(jīng)馬林等全力營救，陳獨秀夫婦和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先后被保釋出獄。

初試鋒芒領(lǐng)導開展工人運動

包惠僧出獄不久，便從上?；氐搅宋錆h。

包惠僧找到了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負責人陳潭秋，隨后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武漢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由他任書記，陳潭秋任組織委員，黃負生任宣傳委員。

在中共武漢區(qū)委成立的時候，還成立了一個公開的機構(gòu)———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這兩個機構(gòu)，實際上是一套人馬。包惠僧與陳潭秋、黃負生商定，區(qū)委的工作除發(fā)展黨的組織以外，重點放在組織發(fā)動工人運動上。

陳潭秋告訴包惠僧，10月中旬，地委領(lǐng)導了粵漢鐵路徐家棚機車處工人的一次罷工，那里工作有基礎(chǔ)。于是，大家把主攻方向定在徐家棚，并決定從辦工人夜校入手。不久徐家棚工人補習學校開學了，夜晚開工人補習班，白天開工人子弟班。仿佛沙漠上出現(xiàn)了一片綠洲，補習學校吸引了這里的大部分鐵路員工。不久，黨組織就在這里發(fā)起成立了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包惠僧一般隔天去一趟，至少也是一個星期去兩次。后來，包惠僧又著手開辟京漢鐵路工人工作。就在這時，漢口租界人力車工人同盟罷工爆發(fā)了。

得到罷工的消息后，包惠僧立即召集區(qū)委和分部會議，決定全力以赴，領(lǐng)導這次罷工。

在紛繁復雜的政治和軍事斗爭海洋里不能自主沉浮

“中山艦事件”后不久，周恩來在大佛寺辦起一個高級政治訓練班，專門訓練從第一軍撤出的共產(chǎn)黨人和其他政工人員，包惠僧在那里任政治教官。這個訓練班結(jié)束后，他又在國民政府訓練部主辦的一個戰(zhàn)時政治訓練班擔任班主任。這兩個訓練班都是為北伐培養(yǎng)干部的，學員畢業(yè)后都分派到各軍。

辦完這兩個訓練班，包惠僧便閑在廣州沒事干，中共中央決定他到莫斯科學習。7月底，包惠僧離開廣州，準備先到上海再赴莫斯科。然而，包惠僧到上海沒有幾天，中央又通知他回廣州工作，據(jù)說周恩來給中央來了信，說第二軍在后方招募新兵要成立政治部，而軍副黨代表、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又要隨軍北伐，要包惠僧回廣州擔任這個后方政治部的主任，這樣中央就決定包惠僧不到莫斯科了。

包惠僧到了廣州，去找陳延年和周恩來接洽工作，方知蔣介石沒有批準第二軍在后方招募新兵的計劃，當然也就不用成立后方政治部了。包惠僧的工作須另作安排。不久，包惠僧收到一份委任他為國民政府特派員的委任狀，令他陪同西北軍代表劉驥等人到北伐前方工作。他們9月上旬從廣州乘海船先到上海，然后乘太古公司輪船抵達漢口。這時，北伐軍還在進行攻打武昌城的戰(zhàn)斗。

按照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的安排，包惠僧擔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西北軍的幾位代表也暫時安置在武漢，由包惠僧代表行營同他們聯(lián)系。包惠僧一身而二任，上午到行營辦公，下午到新聞檢查委員會上班。

武漢三鎮(zhèn)被北伐軍相繼攻克以后，逐漸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心。為了培養(yǎng)更多的軍事政治人才，以適應革命戰(zhàn)爭的需要，國民黨中央決定在武漢籌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校?；I建武漢分校的重任落在鄧演達身上。他要物色一名得力的助手，負責籌建武漢分校的具體工作。隨著新聞檢查委員會的裁撤而空職的包惠僧，成了鄧演達圈定的人選。

籌建工作的第一件事是選定校址。包惠僧跑了好多地方，才找到兩湖書院舊址，也就是他的母校———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舍。在征得鄧演達的同意以后，包惠僧與湖北省政務委員會教育科聯(lián)系，把這里的全部房屋接收過來，開始改修擴建。校舍修建工程進展很快，僅一個多月就竣工。校舍剛剛建成，黃埔軍校第五期一個總隊就開到這里。

籌建工作的第二件事是擬定教育綱領(lǐng)。鄧演達要包惠僧同共產(chǎn)黨方面搞理論工作的同志商量一下，多吸收進步人士的意見，起草一個教育綱領(lǐng)。包惠僧以鄧演達的講話記錄為基礎(chǔ)進行修改補充，完成了這個任務。

籌建工作的第三件事是招生。鄧演達親自擔任招考委員會主席，日常工作由包惠僧代理。包惠僧在招生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難題是計劃名額有限，要求上學的考生太多。他不得不天天接見這些考生。但接見也只能說說道理，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學校不得不采取嚴密的警衛(wèi)措施，保證考試順利進行。通過考試，共錄取男生986名，女生195名。

新生入伍不久，鄧演達到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央討論國民政府遷都的會議，行前將校務交包惠僧代理。不久，根據(jù)包惠僧的要求，鄧演達電請蔣介石委任包惠僧為第一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蔣介石很快復電照準。第一師師長夏斗寅為了整軍擴編，迫不及待地要包惠僧就職視事，便在荊門防地代替包惠僧發(fā)表了就職通電。

包惠僧準備到荊門一師防地視事。行前，他來到行營向鄧演達辭行。從行營回來以后，包惠僧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行期，陳獨秀復信要包惠僧同當時正在武漢的張國燾接洽，包惠僧因?qū)垏鵂c有成見沒有去，不料因此鑄成大錯。

包惠僧到達荊門的時候，已近1927年春節(jié)，他受到全師官兵的熱烈歡迎。正月初一，包惠僧和夏斗寅率部從荊門出發(fā)，移防宜昌。部隊到達宜昌后，即開始整訓。

包惠僧完全按黨軍時代的辦法訓練部隊:在師、團、營、連各級成立國民黨組織；改善行政管理，廢除對士兵的體罰；進行政治軍事教育，開展文化娛樂活動。同時，還設(shè)法將全師的給養(yǎng)由原來每月的12萬元增加到15萬元，保證給士兵按月發(fā)餉。經(jīng)過兩個月的整訓，部隊士氣為之一振，面貌大變。這時，總司令部已頒發(fā)新番號，將第一師改為獨立第十四師。不久，包惠僧因赴夏斗寅部之前沒有按陳獨秀的指示與張國燾接洽，受到中共中央的嚴厲批評。他一氣之下，辭去了在這個師的職務。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反革命政變。5月上旬，川軍楊森部進駐宜昌，夏斗寅未經(jīng)請示，擅自移防沙市，欲進攻武漢。鄧演達要包惠僧前去說服夏斗寅退兵。當包惠僧趕到嘉魚見到夏斗寅的時候，進至紙坊的夏部叛軍已被葉挺所部擊潰。包惠僧沒有說服夏斗寅。

中共中央認為夏斗寅叛變是因為包惠僧沒有把工作做好，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決定給他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對于這個處分，包惠僧的內(nèi)心是不服的，但他又不得不接受。

7月15日，汪精衛(wèi)公開分共，叛變革命，隨后到處搜捕共產(chǎn)黨人。周恩來通知包惠僧到中共江西省委軍事部工作，要他先到南昌待命。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fā)。幾天后，部隊南下，向廣東挺進。恰在這時，包惠僧病了，他向周恩來請求暫留南昌治病，待適當時候再去找組織。周恩來同意了包惠僧的請求，并給他寫了一封介紹信，要他病愈后到武昌去找組織。

起義部隊南進以后，包惠僧在南昌住了50天，后輾轉(zhuǎn)湖北、江蘇，于1928年春到達上海。到上海以后，包惠僧遇上了李達、施存統(tǒng)、馬哲民、丁默村等人。這時他才知道南昌起義的部隊已在南進途中失敗了。于是，他便“由悲觀而失望，由失望而消沉”，“和這些人一起走上了失敗主義的道路，消極脫黨”。

不久，包惠僧開始擔任《現(xiàn)代中國》雜志撰述。這是一個站在國民黨的左派(一邊)，站在共產(chǎn)黨的右派(一邊)，對兩邊都取批評的態(tài)度的雜志。出了11期，就停辦了。

1930年5月，鄧演達秘密回國抵達上海，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通稱“第三黨”。8月9日，包惠僧出席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被推選為該黨的中央委員、財務委員會主席兼農(nóng)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

在此期間，包惠僧接到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武漢行營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的邀請，要他到武漢供職。包惠僧權(quán)衡再三，決定離滬赴漢。他請求鄧演達暫時停止他在該黨內(nèi)的工作，然后，從上海跑到了漢口。

人在歧路中艱難行走

包惠僧到達武漢后，被委任為何成浚的幕下參議，支少將薪。不久，何成浚為包惠僧的事給此時兼任陸?？哲娍偹玖畹氖Y介石寫了一封信。過了好久，何成浚才轉(zhuǎn)給包惠僧一封陸?？哲娍偹玖畈康膩硇?。信的大致內(nèi)容是:奉諭請包惠僧刻日晉京，并將行期電告。

包惠僧到了南京，見到了蔣介石。他被任命為陸?？哲娍偹玖畈繀⒆h，支中將薪。從此，包惠僧便來往于南京和武漢之間，完全是政客的態(tài)度，官僚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長。就在這年8月，鄧演達在上海被捕。包惠僧在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以后，一面為鄧演達著急，一面也為自己擔心。果然，不出半月，麻煩來了。這天，包惠僧在武漢接到行營轉(zhuǎn)來的一封急件，拆開一看，不禁大吃一驚。信封里裝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發(fā)給蔣介石的一份電報，大致內(nèi)容是鄧案與包惠僧有關(guān)，應立案查辦。蔣介石親筆批示:著包參議申復，毋庸立案。

何成浚很替包惠僧擔心。包惠僧想，躲是躲不脫了，只有硬著頭皮前往南京。一到南京，包惠僧便來到中央黨部找陳立夫。談話中，包惠僧一口咬定他同鄧演達只是在黃埔軍校同事，是好朋友，在上海也常見面，但只談了一些有關(guān)“第三黨”的問題，沒有加入“第三黨”。陳立夫要包惠僧寫一篇文章說明同鄧演達的關(guān)系，包惠僧說他不能落井下石，陳立夫說你至少要寫一封信給中央。包惠僧給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寫了一封信，事情就似乎了結(jié)了。

就在包惠僧這封信送上去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fā)，由于蔣介石堅持對日本侵略軍不抵抗，對內(nèi)加緊“剿共”的政策，東北全境淪陷。在全國人民抗日的呼聲中，蔣介石不得不采用以退為進的手段，第二次宣布下野。包惠僧隨之調(diào)任國民黨政府屬官。

1932年3月，蔣介石復出，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司令。包惠僧調(diào)任軍事委員會機要室秘書。包惠僧到軍委會上班，機要室主任毛慶祥不接受他，機要室里也沒安排他的辦公桌。他一氣之下去找蔣介石。蔣介石說：“跟我到漢口去‘剿匪’。”這時，為了加緊對武漢周圍革命根據(jù)地和紅軍的“圍剿”，國民黨在漢口設(shè)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由蔣介石兼任總司令。

包惠僧當日便從南京出發(fā)，趕往漢口。三省“剿總”秘書長楊永泰是包惠僧幾年前在上海時的朋友，他想總會有一點關(guān)照。誰知包惠僧來到“剿總”，楊永泰卻說秘書處的編制沒有他的名字。包惠僧問是什么道理，楊永泰說：“你是派在黨政委員會任編輯工作。”后來，包惠僧才知道這是因為蔣介石在他的名字下面批了這樣幾個字“此人不宜用在部內(nèi)”。

黨政委員會的全稱是黨政軍監(jiān)察委員會，隸屬三省“剿總”，張難先任主任。包惠僧去找張難先，張難先說還沒接到通知。后來，包惠僧被派到湖北黨政會議任委員，到職以后，開了幾天會，到鄂西7縣視察了一個月，他便請假回到南京，托周佛海寫信給楊永泰辭去了湖北的職務。周佛海此時是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

從此，包惠僧便成了軍委會的掛名秘書。因為不辦公，他只能領(lǐng)少將秘書薪水對折后再打八折的工資，每月128元。如此微薄的收入，當然不敷養(yǎng)家糊口。他只得通過國民黨中央軍校政訓處長邱清泉和教育長張治中的關(guān)系，在中央軍校弄了一份兼職教官的差事，每星期去講6個鐘頭的政治學。

1935年7月，國民黨防空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杰找到包惠僧，約他到該會擔任編審主任兼第四處副處長，主編防空雜志。包惠僧來這里工作了幾個月，又因楊杰被何應欽排擠而去職。這幾個月中，包惠僧主編了5期防空雜志，編寫了一套《國民防空之基礎(chǔ)知識》叢書，總計100多萬字。

包惠僧的工作贏得了楊杰的好感。楊杰看到包惠僧在軍界很難再混下去，便保薦他轉(zhuǎn)任文官。1936年1月15日，包惠僧接到了一份擔任國民黨政府內(nèi)政部簡任三級參事的委任狀。到1947年，包惠僧任過人口局長、戶政司長等職。在國民黨政府里做事。

在思考中走向回歸

1949年春天，解放戰(zhàn)爭的形勢已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包惠僧又一次面臨新的選擇。包惠僧想：我雖然在南京政府做了十幾年的事，蔣介石集團始終認定我是有共產(chǎn)黨嫌疑的一個人，再跟蔣介石走下去，肯定是沒有出路的。于是，向內(nèi)政部提出辭職。

這時，不少人紛紛逃往臺灣，包惠僧也辦好了赴臺灣的證件。不過，他沒有到臺灣，而是攜家到了澳門。包惠僧在思考，思考下一步該走哪條路。這時，全家的生活就靠那點遣散費。可憐區(qū)區(qū)薄資，能支撐幾個時日?單從養(yǎng)家糊口考慮，也要另謀一條生路。然而，此地人海茫茫，卻舉目無親，除了家人，連說句話的人也沒有。貧困、孤獨、空虛、彷徨，像4條巨蟒纏繞著他焦灼的心。

開始包惠僧總是把自己關(guān)在屋里。他想寫一本回憶大革命時期的書，提綱都列出來了，但心安不下來。后來，他在家里煩悶難受，就跑到中央酒店的賭場里碰運氣，然而手氣不佳，輸多贏少，正可謂借賭消愁愁更愁!

這天又是一輸?shù)降?。包惠僧正要離開賭臺，卻抬頭看到一張熟悉的臉———許克祥!沒錯，就是他———當年共產(chǎn)黨的死對頭、“馬日事變”的罪魁禍首許克祥!此人還是那般獐頭鼠目。包惠僧聽說他在澳門買了房子，置了產(chǎn)業(yè)，又看到他在賭場上一擲千金，心里像打破了一百只五味瓶。

包惠僧更加注意來自北平的新聞: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程潛和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等率部起義，長沙和平解放；甘肅省會蘭州解放；青海省會西寧解放；國民黨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和兵團司令孫蘭峰等率部起義，歸綏和平解放；國民黨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爾漢等通電起義，新疆和平解放；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北平舉行……這一則則新聞，就像一聲聲春雷震撼著包惠僧的心。他感到激動，感到振奮。然而，令他更加激動和振奮的還是接踵而來的另一則特大新聞———10月1日，北京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包惠僧終于作出了“靠攏共產(chǎn)黨”的抉擇，他一口氣寫了一封書信、兩份電文。信是寫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兩份電文，一份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一份給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

給周恩來的電報，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

周恩來兄鑒:

兄等以廿余年之艱苦奮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爭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領(lǐng)，曷勝欽遲，一有使船，當來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包惠僧托一位可靠的朋友在香港把信和電報發(fā)了出去。之后就是等待，等待，焦急的等待!短短20來天，竟是那么漫長?；仉娊K于來了，包惠僧大喜過望，因為電文中分明寫著歡迎他北上的字樣。他領(lǐng)著全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停當，便趕到香港，籌資北上。

11月29日，包惠僧抵達北京。熟悉的街市，熟悉的京音，過去的情景恍如隔日，可他離開這座古城已經(jīng)26個春秋了！

包惠僧受到了熱情的接待。第二天，董必武請他吃飯，董必武對他說：“你回來是黨中央的決定?！卑萆浅８袆樱卜浅Ｅd奮。他跟董必武談起了自己沿途的觀感。他從天津和北京良好的秩序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儉樸氣象和政府的嚴肅作風。他說這種氣象不僅不能與抗戰(zhàn)時期的重慶、成都、昆明相提并論，就是與大革命時期的武漢、長沙、廣州也大不相同。董必武給他介紹了一些平、津解放后的政府建立革命秩序、整理市政、安撫流亡的艱苦工作情況，包惠僧實實在在感到了人民政府是真正為人民做事的政府。

幾天以后，包惠僧接到一份請柬:周恩來邀請他們夫婦到中南海赴宴。12月25日下午，包惠僧帶著妻子來到中南海勤政殿。參加宴會的除他們夫婦外，還有一二十人，都是剛從海外歸來的各方人士。

宴會結(jié)束的時候，周恩來對包惠僧說：“你留一下，我還有話要跟你講?！?

送走其他客人，周恩來同包惠僧坐了下來?！澳闩艿侥睦锶チ?我找了你好久都沒有找到！”周恩來的問話帶有一點埋怨，但更多的是真誠。

包惠僧此時的心情是異乎尋常的復雜———有強烈的震撼，有由衷的感激，更有深深的悔恨和愧疚。他感到無地自容，他恨不得一頭鉆進地底。然而，老朋友的如此真誠和坦蕩，使他陡然生出一種崇高感。他仿佛正仰望著一座直聳云霄的高山。他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舒暢，那郁積心中22年的苦悶衷曲一下子傾瀉出來……

談話整整進行一個半小時。結(jié)束的時候，周恩來對包惠僧說：“你一大家人，也要生活嘛！”這顯然是對包惠僧那一段歷史的諒解?！安贿^，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chǎn)黨員，你對黨要有個交代?！?

沒有資料記載包惠僧接著說了些什么話。不過，在不久他寫的一篇自傳里的一段話，或許能夠表明他此刻的心情：“共產(chǎn)黨的高級干部，從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時代的伙伴。他們從艱苦中創(chuàng)造了新時代，我很欣慰，也很慚愧。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我精神上很感覺溫暖，仍然免不了慚愧。我愿意貢獻我的勞力給共產(chǎn)黨和人民政府?！?

1950年1月27日，包惠僧按照周恩來的安排，來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報到。他被分配在政治研究院四班三組學習。上革大就要過集體生活，包惠僧開始真有點不習慣。但他想：“沖鋒陷陣的事我也干過，這點苦頭把牙關(guān)一咬也就過去了?！彼?，他一切都按規(guī)定去做，什么事都不敢落后于人。果然，過了兩三個星期，一切都習慣了。

教材發(fā)下來了，包惠僧一看，除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著作以外，大多數(shù)是他二十幾年前看過的，甚至教過別人的，便以為這是舊戲新唱，沒有什么困難。可是，一討論發(fā)言，他便發(fā)現(xiàn)別人比他講得好，自己講得總不圓滿，有時還是錯誤的。這時，他才感到自己離開革命時間久了，理論水平落后了，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還沒解決，才感到學習的不易，學習態(tài)度端正了，效果自然就好得多了。

經(jīng)過半年多學習，包惠僧寫了一份長達3萬言的《思想總結(jié)》。這是一篇全面系統(tǒng)的自我剖白。包惠僧對自己前半生的思想進行了梳理，對每一階段的錯誤及其根源進行了檢討，雖然有的地方過于簡單，但他的態(tài)度是真誠的。

在新的一年即將來臨的時候，包惠僧領(lǐng)到了一張蓋有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大紅印章的畢業(yè)證書。車窗外幾支紅梅，心腑中一片春意，包惠僧戀戀不舍地離開了革大校園。

包惠僧從華北革大畢業(yè)以后，就被安排在內(nèi)務部工作，先當研究員，后任參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因病去世，終年8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