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民旺

近些年來，前往印度的中國公司與公民越來越多，中國對印投資也越來越大。然而，幾乎所有中國投資者及公民可能都不知道，印度國內有一部專門針對中國與巴基斯坦公民與公司的法案，叫“敵國財產法”。

該法源于二戰(zhàn)，當時印度尚未獨立，作為其殖民者的英國與其他同盟國達成協(xié)議，要求對德、意、日“軸心國”在同盟國內的財產予以凍結或沒收，以打擊和削弱法西斯勢力。二戰(zhàn)結束后，1947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同時從英國殖民統(tǒng)治中獨立，雙方還發(fā)生了第一次克什米爾戰(zhàn)爭。隨后，兩國政府均決定將在本國境內收繳“逃往”對方國家公民的財產，包括動產與不動產。于是，印度開始醞釀制定“敵國財產法”。

1962年中印爆發(fā)邊界沖突。印方在無法律支持的背景下，僅依據“印度國防規(guī)定”這一行政命令，便將在印中國公司與公民的財產全部沒收，交由所謂“印度敵國財產監(jiān)管局”(CEPI)保管。失去財產的中國公民或被印度政府抓起來或被迫移民他國，失去財產的中國公司則被迫撤離。

1965年和1971年，印巴又相繼爆發(fā)兩次戰(zhàn)爭，大量穆斯林從印度遷至巴基斯坦，其中包括很多跨宗教家庭。根據當時規(guī)定，逃往巴國的原印度公民名下財產被沒收，即使其印度教的家庭成員也不得繼承所有權。也就是說，該規(guī)定凌駕于印度《繼承法》。僅這一不合理規(guī)定，便在全印境內引發(fā)大量司法糾紛和訴訟案件。第二次克什米爾戰(zhàn)爭后，為了解決印巴間一系列問題，兩國于1966年1月在塔什干舉行專門會議并發(fā)表《塔什干宣言》，提出“兩國將進一步商討如何返還與戰(zhàn)爭相關、被對方沒收的財產事宜”。但因會后兩國關系未見根本好轉,雙方沒能繼續(xù)就上述事宜展開談判。

在此背景下，印度政府于1968年8月20日出臺“敵國財產法令”，核心內容是搜查在印境內的中國與巴基斯坦公民與公司財產。此后，1977年、2010年、2016年，印政府分別對該法令進行修改與完善，包括對“敵國財產”進行重新界定、強化CEPI處置沒收財產時的核心與權威地位、規(guī)范沒收程序、增加CEPI機構與人員配置、明確“繼承法不適用該法令”“民事法院無權受理相關糾紛”等內容，目的一是繼續(xù)收繳“中巴公民與公司”財產，二是為未來一旦與中巴“有事”，可以依據該法采取行動。

根據該法令文件，迄今共有價值超10萬億盧比(約合1萬億人民幣)的9280件巴基斯坦公民的不動產、266個上市公司價值約2600億盧比(約合260億人民幣)的動產等被沒收。而中國公民被沒收的房產共計149套，主要分布在西孟加拉邦、阿薩姆邦等8個邦。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中巴兩國公民和公司通過各種司法與行政渠道，要求印政府返還有關財產，但印方從未向當事人返還任何財產。

不僅如此，印度政府去年還對“敵國財產法令”進行全面修改并提交印度議會審議，在議會上下院通過后，于今年3月經總統(tǒng)批準成為國家法律。據此，僅在2015年-2016年間，印政府就為CEPI新增108位財產“評估員”。該法還確定了CEPI的法律地位及與各邦執(zhí)法部門的關系，只要收到有關“線索”，“評估員”即可使用“追溯權”，通過一定的確認與評估程序后，將原屬中巴公民和公司的財產進行沒收處理。

該法案的存在，說明印政府從未放棄針對中巴兩國的敵對行為，這不僅有悖于印自身憲法與相關法律的內容與精神，引發(fā)大量訴訟案件，也與當今世界發(fā)展的潮流背道而馳，嚴重損害印國際聲譽?，F(xiàn)在，印度已超過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中國對印投資也逐漸升溫，以手機業(yè)為代表的不少中國制造業(yè)全產業(yè)鏈轉向印度，其他如光伏、醫(yī)藥、房地產、安防等領域投資者也在拓展印度市場。不同行業(yè)背景的大量中國企業(yè)在印度落地開花的同時，越來越多中國人來印工作生活，有的甚至與當?shù)厝私M成家庭，但他們很多并不了解“敵國財產法案”的存在。而實際上，中方公司與公民亟須做好相關預案。

當然，印方也應看到這個法案對中印經貿與投資合作的潛在不利影響。2016年，中印貿易額達到711.8億美元。較之印度是中國第七大商品出口國和第27大商品進口國，中國已取代美國和阿聯(lián)酋，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

也就是說，中印經貿與投資規(guī)模在中國整體對外經貿與投資合作中的比例不算太高，相反，印方的商品嚴重依賴中國進口，同時又急需中方資金、技術與設備。因此，“敵國財產法”的存在以及一旦再次對華實施，受損更大的其實是印度自身。(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