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起源于夏朝或更早,盛行于商周,形制上有飲食器、酒器、水器、兵器、樂器、工具、貨幣、車馬飾等,種類繁多,紋飾精美。它的出現(xiàn)曾經在生產力的發(fā)展上起過劃時代的作用。一些器物在祭祀或宴饗中,被賦予特殊的意義,成為區(qū)別貴賤、體現(xiàn)禮制的東西。器物上的銘文,上與甲骨文相接,下啟篆隸楷之先河,被稱作“鐘鼎文”或“金文”,其中不少既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又是優(yōu)秀的書法作品。
山東博物館藏有青銅器四千多件,其中四十多件為國家一級文物,頌簋便是其中之一。頌簋,西周后期盛食器。高30.1厘米、口徑24.2厘米。重13.2千克。斂口,鼓腹,圈足下另有三小足;口上有高隆蓋,蓋與器母子合口,蓋頂有圈狀捉手;腹部兩側有獸首半環(huán)耳并垂珥。在裝飾上,頌簋的器口和蓋沿各飾一周獸目交連紋(或稱竊曲紋),中間像眼,兩側各連接一回勾狀曲線。腹部和蓋面,裝飾著數(shù)道平行的凹槽狀紋飾,稱橫條溝紋,因像老式房子上的瓦溝,所以也稱瓦棱紋、瓦紋,這種紋飾,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時期非常盛行。頌簋蓋頂?shù)淖绞謨?,飾團龍紋,圈足飾垂鱗紋。
頌簋 楊曉君攝
器身的主要紋飾是竊曲紋,竊曲紋由兩端回鉤的或“S”形的線條構成扁長形圖案,有的中間填以目形紋,在銅器上往往連接成帶狀。盛行于西周中、后期,春秋時仍沿用。竊曲紋是龍紋和饕餮紋的變體,竊曲紋卷曲的條狀當是取形于夔紋、顧龍紋之身軀,但其構造、布局則不僅取形于諸種龍紋,而且借鑒了饕餮紋與上述變形饕餮紋圖案構形手法。然而從總體看,竊曲紋的出現(xiàn)使以往莊嚴、神秘的動物紋解體,進一步促進了青銅器紋飾的抽象化與幾何圖形化,因而在青銅器紋飾發(fā)展史中有著重要作用。頌簋的竊曲紋中間是目紋,即眼睛的樣子,整體呈“S”形,兩端分叉,這是典型的西周晚期的樣式。
頌簋銘文 楊曉君攝
頌簋和頌鼎、頌壺,銘文內容相同,是同一組青銅器。因器主是西周王室一個叫“頌”的官員,遂以“頌”為器名。頌簋、頌鼎、頌壺又被稱為“三頌”。頌簋蓋器同銘,各鑄十五行一百五十二字,銘文大意為:周王冊命頌掌管成周貯(匿)甘家,監(jiān)督新造,積貯貨物,以為宮御之用。周王賞賜頌玄衣、省純、赤市、朱黃、攸勒等物品。頌接受命冊,退出中廷,然后再回返,向周王獻納瑾璋。比較完整地反映了西周王室策命官員的制度。
頌簋制作于西周晚期,此時,銅簋基本都配有對應的器蓋,器蓋倒放就是一個盤子,也可以用來盛食。器足為獸面象鼻形,象的題材在銅器中常見,大概商周時期象的分布比現(xiàn)在要靠北,在當時交通如此不便的情況下,人們也能見到。
頌簋 楊曉君攝
頌簋出土時間已不可考,清嘉慶十九年,清朝官員劉喜?;垩圩R寶,在北京的一家古董店里發(fā)現(xiàn)了頌簋,重金購買并帶回山東老家收藏。之后頌簋又先后被收藏家李宗岱和山東黃縣巨富丁樹貞收藏。后來丁氏家道中落,在丁氏兄弟分家過程中頌簋的器蓋和器身分離。20世紀40年代,器身為膠東古物管理委員會黃縣文管分會收集,后轉入山東博物館。1959年,家住青島的丁氏后人張秀琳女士將收藏的器蓋捐獻給山東博物館,頌簋重歸完整。
頌簋銘文篆刻工整秀麗,典雅規(guī)范。其優(yōu)雅的身姿,向我們展示了西周青銅鑄造技術的高超,莊重的造型、精良的鑄工、瑰麗的紋飾、秀美的銘文,使其成為難得一見的青銅器珍品,具有極高的價值,為國家一級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