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又名“漢司徒袁安碑”,質(zhì)地為石灰?guī)r,碑文為篆書寫就,為目前國內(nèi)存世漢碑中為數(shù)不多的以篆書為文的碑刻。袁安碑碑石周邊稍殘,碑額已損失。碑文共10行,原碑滿行應(yīng)為16字,由于碑刻殘損,每行最末一字全部泐失及第一行第13字亦損,其余字保存完好?,F(xiàn)每行滿存15字,每字皆框有細線方格為欄。碑文內(nèi)容主要記載東漢袁安的籍貫和所授之學、為官升遷過程、皇帝的褒獎及去世安葬的時間等,與《后漢書·袁安傳》中記載袁安生平基本相同,但碑文所書更為簡約。碑上在第五六行字之間有一圓形碑穿,正當碑中,為漢碑僅見。
袁安碑是近世出土漢代篆書碑刻中最為完整的一通,由于該碑發(fā)現(xiàn)較晚,字口鋒穎如新,界格完好可見,書法渾厚古茂,雄樸多姿,線條纖細婉轉(zhuǎn),體態(tài)遒勁流暢,飄逸圓融中盡顯端莊方正,是漢代小篆書法的杰作,在漢代小篆碑刻中堪稱第一。
石碑做石案,世人不識古碑刻
袁安碑從碑側(cè)刻有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題記可知,此碑曾在明代時被人發(fā)現(xiàn)。之后,袁安碑流離輾轉(zhuǎn)被人移置到河南洛陽偃師西南辛家村牛王廟中當作石供案,但由于刻字的一面朝下,很長時間村民不知這是一通古碑刻。
1928年年初,牛王廟改建為辛村小學,供案仍在原地放置未動。次年夏日,村中一孩童仰臥石案下乘涼,發(fā)現(xiàn)石上隱隱鑿有字跡,就招呼村人觀看。辛家村村民任繼斌感到此碑刻字體古樸,遂對石碑刻字進行拓印出售,并在拓本上碑穿的空白處鈐上辛村小學的印章,袁安碑拓本及發(fā)現(xiàn)地遂現(xiàn)于世,漸被金石界所重視。當時金石學家、古文字學家馬衡、容庚等學者均對此碑碑文釋讀,并考訂碑主為東漢名臣袁安。
袁安碑的發(fā)現(xiàn)在當時中國金石學界引起轟動,因為早在7年前即1923年春,附近亦發(fā)現(xiàn)有袁安之子袁敞的碑刻。袁敞碑發(fā)現(xiàn)于洛陽偃師西南10公里的辛村和閻樓村間,距發(fā)現(xiàn)袁安碑之地僅有1.5公里。袁敞碑亦明珠蒙塵,長期被村民用為槽基。該碑發(fā)現(xiàn)時損壞嚴重,已斜斷為兩截,殘碑高75厘米,寬63厘米,存文10行,行字不等,共余70字。袁敞碑由于碑主姓名全泐,并不知碑刻為何時所刻。后此碑拓本為馬衡偶得。
馬衡(1881—1955)為中國著名的金石學家和考古學家,曾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他最初根據(jù)碑文中出現(xiàn)的東漢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確定此碑為東漢碑刻。隨后馬衡將碑文殘字與《后漢書》對勘,方知為袁敞碑。據(jù)《后漢書·安帝紀》載,袁敞卒于東漢安帝元初四年四月,則袁敞刻碑之年可以確定。馬衡的考證得到金石學家的一致認可。袁敞碑的確認使此碑身價倍增,當時多位金石收藏家均有意收購此碑。馬衡因袁敞表字與自己相同(均字“叔平”),又加之對袁敞碑的釋讀,非常想購買此碑收藏但終未成行。1925年袁敞碑經(jīng)洛陽古董商轉(zhuǎn)售給羅振玉。
袁安、袁敞父子碑刻相繼在洛陽偃師出土,成為洛陽境內(nèi)一大奇聞,亦為中國金石界一大盛事。袁安碑發(fā)現(xiàn)后一直在原地保護。1938年當?shù)厝耸吭M織文物保管委員會將此碑收存,遂后因戰(zhàn)亂等遺失。1961年此碑再現(xiàn)于世,終為河南博物院所收藏。
袁安碑的刻立年代,學術(shù)界存在一定的爭論。一種觀點根據(jù)碑末有袁安“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閏月庚午葬”之語認為袁安碑刻立于漢和帝永元四年(92年),而《后漢書》也有袁安永元四年春病逝的文獻記載。另一種觀點以馬衡為代表,根據(jù)碑文及二袁碑撰寫書風,認為袁安碑并非刻立于永元四年,而是后期補刻,與袁敞碑刻立時期相近。馬衡的觀點目前得到多數(shù)學者的支持。
汝南袁氏本世家
袁安(?—92),字邵公,東漢大臣,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袁安少時學習儒學,后被舉薦為孝廉,曾任職陰平長、任城令,約束下屬極嚴,屬下對其既敬畏又愛戴。漢明帝時袁安擔任楚郡太守,后擔任河南尹,政號嚴明,斷獄公平,在職10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此后袁安歷任太仆、司空、司徒等官職。漢和帝時竇太后臨朝,外戚竇憲兄弟專權(quán)操縱朝政,民怨沸騰,袁安不畏權(quán)貴,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書,彈劾竇氏不法行為,為竇太后所忌恨。但因袁安節(jié)行素高,始終無法加害于他。
漢和帝永元四年春袁安病死。袁安后人多在東漢任職,袁安子袁京、袁敞最為知名,皆任司空。袁京子袁湯為司空、太尉。袁湯子袁逢官至司空,另一子袁隗亦官至三公、太傅。汝南袁氏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5人,故號稱“四世三公”。其家以精研儒學著稱,門生故吏遍天下,成為東漢儒家官吏集團中的首腦人物。東漢末年袁逢子袁紹、袁術(shù)均是割據(jù)一方的梟雄。由袁安至袁紹、袁術(shù),五世貴顯。如果從袁安晉位三公算起(章帝元和三年,86年)至袁紹、袁術(shù)敗亡(202年)歷五世120年,汝南袁氏人才輩出,為官者高官厚祿,貴寵于朝廷,從文者以文章才華顯名于世,可稱為東漢著名世家大族,與東漢一朝相始終。
史書記載汝南袁氏的發(fā)家頗有傳奇色彩
漢代世人信奉祖塋堪輿風水。據(jù)《后漢書·袁安傳》記載,袁安在父親死后訪求葬地,途中遇到神人指點一處地說:“葬此地,當世為上公?!痹沧駨闹更c葬父于此,汝南袁氏遂累世隆盛。袁安是汝南汝陽(今河南汝南縣)人,他葬父的地點應(yīng)該在汝南附近?!逗鬂h紀》記載袁安妻子先卒,返葬汝南祖塋。但袁安本人并未葬于汝南。袁安臨終遺令稱:“備位宰相,當陪山陵,不得歸骨舊葬。”即袁安由于官至三公,按照漢朝的規(guī)定,則其葬地應(yīng)拊葬于東漢明帝顯節(jié)陵或東漢章帝敬陵周圍。據(jù)最新考古調(diào)查,東漢兩帝陵都位于洛陽偃師市境內(nèi),即漢魏洛陽城的東南陵區(qū)。那么袁安碑發(fā)現(xiàn)在洛陽偃師境內(nèi)應(yīng)與史書記載相符合。
樹碑立傳,刊石勒銘
東漢時期墓碑大量產(chǎn)生,與儒家孝道觀和墓祭的流行密切相關(guān)。兩漢盛行厚葬之風。死者的親屬出于孝道,非常重視家中長輩喪葬的操辦,往往竭盡家財。世人也以子女為父母治喪的態(tài)度作為孝道的衡量標準。東漢統(tǒng)治者提倡儒家經(jīng)學,宣揚忠孝,表彰氣節(jié),以穩(wěn)定封建秩序,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儒家經(jīng)學的孝道觀念在當時盛行,基于忠臣出于孝子的考慮,《孝經(jīng)》成為官學,被視為治國安民的法典。繼而被推廣普及社會各階層,成為人們生活的教科書。儒家孝道觀所倡導(dǎo)的禮中,最重視的是喪禮。設(shè)立墓碑并通過碑文稱美先祖,文飾死去的親人,是向社會顯示孝行最好的傳播載體。
另外東漢盛行的墓祭也進一步促成了墓碑的興盛。東漢時期傳統(tǒng)的族葬制度已經(jīng)崩潰,代之而起的是大家族墓地的盛行。人們往往在墓前建造家族祠堂,作為祭奠死者亡魂的場所,墓碑成為必不可少的道具。東漢皇帝和大臣也利用墓祭鞏固豪族利益和增強豪族間的團結(jié)。據(jù)《后漢書·光武紀》記載劉秀曾主持了57次祭祀活動,其中有51次是在陵寢中舉行的,并令諸功臣行上冢禮。明帝開始,舉行上陵朝拜和祭祀典禮,并廢止為每個祖先建立“廟”的制度,把歷代神主匯集到一個祖廟之中,實行同堂異室的供奉辦法。原來宗廟的功能開始轉(zhuǎn)移到墓祠上。這樣上至天子,下至臣民,皆行墓祀。于墓地設(shè)酒待宴,會集賓客故舊,人們對墓碑的需要更不可忽視,為墓碑的廣泛使用推波助瀾。
現(xiàn)存東漢墓碑的立碑者中,多數(shù)是死者的門生和故吏所立。如“景君碑”(漢安二年,143年)、“孔宙碑”(延熹七年,164年)、“衡方碑”(建寧元年,168年)、“魯峻碑”(熹平二年,173年)、“婁壽碑”(熹平二年,174年)、“鄭季宣碑”(中平三年,186年)等均屬此例。這種現(xiàn)象本身也是儒家經(jīng)學下的產(chǎn)物。東漢士人多崇儒通經(jīng),以名節(jié)相尚,相互標榜。士大夫本身就是經(jīng)學大師,世代傳經(jīng)收徒。經(jīng)師和官僚可以推薦自己的門生弟子去當官吏,這些被舉薦者,便是舉主的“故吏”。宗師和舉主死后,師徒如父子,其門生故吏遂出錢為之立碑。如“魯峻碑”碑陰有其門生故吏共42人題名。另外一些名士大儒死后,往往志同道合者從各地趕來參加其會葬,并捐錢刻石立碑。如東漢名士荀淑、李膺、陳蕃、竇武、郭泰等死后,全國聞訊參加會葬者常有數(shù)千人。
東漢墓碑的形制一般可分為碑座、碑身和碑首3部分。碑座大多為方形,碑身為長方形豎石,碑首則有半圓形、圭形和方形3種類型。早期墓碑在碑首和碑身間大多有“穿”,有的墓碑在“穿”外另有使繩索易于滑動又不致脫落的“暈”?!按薄皶灐笔窃缙谀贡囊粋€重要特征。如“孔宙碑”“孔彪碑”和“鄭季宣碑”等皆“穿”“暈”俱全。直到漢末魏晉以后,碑上的“穿”“暈”才逐漸消失。
東漢墓碑碑文內(nèi)容多是一篇較完整的長篇諫文,文字大多達千字左右。典型的碑文內(nèi)容一般包括墓主的名、字、籍貫、家族世系、生平事跡、卒葬日期及表示哀悼和對墓主功德的頌詞。碑陰則往往還刻有立碑人名單。立碑的目的除了作為墓地的標志外,主要還在于通過刊石勒銘,樹碑立傳這一形式,頌揚墓主的功德休烈,光宗耀祖,永垂后世。
東漢的碑刻碑文多以隸書書寫,碑額則為篆書。袁安與袁敞二碑則皆用篆書書碑,但碑文篆書字形與秦篆差異較大。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推行“書同文”政策,由李斯負責對秦國的大篆進行簡化,創(chuàng)制統(tǒng)一的漢字書寫形式小篆。小篆到西漢才逐漸被更為簡化的隸書所取代。但由于人們關(guān)注對篆書字形的裝飾性,篆字仍不斷出現(xiàn)在如印章、碑額、鏡銘、磚瓦等裝飾性特強的日常生活和各種藝術(shù)門類中。漢代文字以隸書為主流,篆字則受隸書影響,隸變的程度加大??傮w上秦篆字體線條以圓柔為主,漢篆則以平方正直為主。從美學角度上說,前者典雅,后者雄渾,各擅其妙。漢代傳世篆書碑刻為數(shù)極少,著名的除“嵩岳少室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和“祀三公山碑”之外,便是“袁安碑”和“袁敞碑”這兩塊碑了。
我國書法家和書畫鑒定家啟功曾對“袁安碑”的篆書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評價:字形并不寫得滾圓,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穩(wěn)重的效果。這種寫法,其實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來,后來若干篆書的好作品,都具有這種特點。
藏珍:漢袁安碑
入藏地:河南博物院
制造年代:東漢(25-220)
外形參數(shù):殘高139厘米,寬73厘米,厚21厘米
出土時間:1929年河南省偃師南辛家村征集